在电视剧《扫黑风暴》中，眼尖的网友发现了一个现象，剧中公务人员都会提着一个品质不错的手提包。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原文首发于2021年9月6日，原标题为《公务员真的人手一个手提包吗？》，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追溯历史，现代意义上公文包的雏形，其实是18世纪的皮包。当时，英国人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纸张的平整，用铁片做成夹页，但分量过重、不便携带，马鞍工匠突发奇想，用马鞍的皮革来替代铁片，于是就有了皮包。

  到19世纪，皮质公文包在西方国家已经广泛流行，翻阅1860年描绘的林肯立宪的历史手绘图稿，男士们手中的拎包，竟有鳄鱼皮革、蛙口包式样，与现在一些时尚女性的奢侈品包袋相比，观感不落下风。

  1920年，随着法国时装产业以及意大利皮革工业的发展，当代的公文包应运而生。由于它的设计目的是一个缩小版行李箱，所以其设计很具有功能性。它分为三层，一层用来放置文件纸张，一层用来放置替换的衬衫，最后一层放置食物，例如法国人最爱吃的法棍面包。这种设计目的一直延续到二战，大家都看看《行动目标希特勒》电影中的德军军官的公文包，甚至能装下一个炸弹。

  八路军的前身——红军刚成立时，从军官到士兵都配有公文包。1929年3月，、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从赣南进入闽西，击败军，解放长汀城。红四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没收了10余家反动豪绅财产约3万余元，并向商人筹借了军饷2万余元。红四军前委决定拿出一部分军饷，用来制作4000套军装。

  经后勤和被服厂工人不分昼夜的努力，几天后，全军从军长到士兵每人都领到一套带红领章的灰蓝色军装、一顶带红五角星的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腿以及两双胶鞋。这套简朴的军装，就是中国红军历史上第一套正规的军装。

  不过，那时的挎包都是灰色布料制成的，类似于我们常见的帆布袋，不可能像德国军官那样用皮革制作，看上去很阔挺。

  随着后来国民政府对苏区的围剿，红军的条件越来越艰苦，连盐都吃不上了，自然不可能让挎包成为全军的军装标配，只能配给少数军官。由于红军军官事务繁忙，经常需要外出，为方便装文件等物品，不得不给他们都配备一个挎包，久而久之，红军军官便有了背挎包的习惯。

  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由于条件艰苦，只有高级军官干部配有公文包。在还没实行军衔制度的年代，挎包就成为个人身份的象征。八路军的普通战士如果看到有人背挎包，就知道这肯定是一位首长，而不是普通的排长、连长。久而久之，就连日军也知道背斜挎公文包的八路军是高级军官。

  电视剧《亮剑》里，丁伟要去延安学习时，路上被伪军追赶，伪军看到他身上的公文包，就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士兵，他们不敢开枪，只能抓活的。和尚背着李云龙撤退时，一名日本军官通过望远镜看到李云龙身上的挎包，也是命令部队追击、尽可能活捉。

  不过，也不是只有军官才配挎包。还有一个事例，1943年春，鲁南军区三团一个排在抱犊崮西部山区被日伪军包围，战斗持续了将近一天，一名叫刘全的战士身负重伤。临终前，刘全吃力地从挎包里掏出一个菜团交给班长。

  根据地还有一种人会标配挎包——银行工作人员，他们表面上是金融系统的员工，其实跟普通战士没什么区别。1940年，冀南银行的职工们一手拿枪、一手持账，白天工作、夜间行军。他们经常背上挎包，带着账款，秘密深入农村办理信贷业务，人们称之为“挎包银行”。

  还有些八路军军官的挎包，材质和设计感都比较高级，因为是从日军军官缴获来的。开国上将邓华是在1937年的平型关战役中缴获了日军公文包，从照片上来看，公文包由皮革制成，日军中只有两种人使用皮挎包——军官和传令兵。由于这场战役非比寻常，战役中缴获的战利品自然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此他格外珍惜这个挎包，一直将它带在身边，走过了40多年的漫长岁月。

  在国统区工作的高级干部，会配备一个国产皮革公文包。例如董必武在武汉担任中央长江局部长和代表团成员时使用的公文包，是一件牛皮材质的黑色公文包，长38厘米，宽25厘米，内分四层，两个铜扣带上刻有“上海华成厂造”字样，2002年经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般的公务员都会随身带公文包，既是工作需要，也是生活小习惯。公文包有单位发的、自己买的，有国产的、进口的，有羊皮的、牛皮的，更不可思议的是鳄鱼皮的。可见，国家并没有专门给公务员配备公文包，因为在和平年代，公务员自己买个公文包并非是什么难事。直到现在也是如此，不过有些单位（公、检、法、两办、纪委监委、组织部等）因公务需要会配发简易帆布包，再加上平时参加会议或培训时，都可能会领取到装有相关材料的简易文件袋。

  50年代时期，公务员使用的公文包绝大多数都是皮质。根据资料，1952年，新中国第一起腐败大案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主控检察官孙光瑞，用的就是一个皮质公文包。

  五十年代，上海有个HAW SING飞鱼商标的皮包，比较流行。它采用了铬鞣革工艺，用了头层牛皮的材质，以及铜质的金属件，尤其是锁扣，黄铜本色很漂亮，三档位锁定调节。此包共有3个大的隔层，衬以浅绿色的细帆布，另有一个小的隔层，可以放一些细小物品。由于这款包款式漂亮，受到很多公务员的喜爱，有些甚至买回家后都舍不得用。

  不过，斜挎包也没有消失。在年轻人当中，背斜挎包的潮流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与搪瓷茶缸、口琴一样，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改革开放后，随国民经济发展的飞跃发展，皮质公文包越来越普及，不只是公务员的专利了。很多学生书包变为手提式公文包款式，用来装课本。

  当然，真皮公文包依然很贵，人造革公文包便应运而生。只是，真皮的包质地柔软不说，最主要的是经用且耐脏，人造革用不了多久就裂开口子，而且一不留意就脏兮兮的。

  那个时候还流行夹包的拎包姿势，90年代赵本山的小品《牛大叔提干》中有句经典台词：“学问都在这包上，（夹包）这就是个经理，（拎包）这就是个收电费的。”

  如今，拎包的姿势回归了传统，很少有人再夹包。现实中的人民警察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大多手拿公文包，装卷宗和各种法律文书用。其他有点身份的人，也都是拎着真皮包昂首阔步的。

  牛大叔拎包，放在今天不会被误认为“收电费的”。来源/小品《牛大叔提干》截图

  总体来说，我国公务员系统对服装要求并不高，多数情况下都比较随意，因此，公务员是不会被固定配发公文包的。实际上，除了窗口单位、执法单位和一些保密单位，现在很多政府单位连工作证和统一的服装都是不配的。

  到了新世纪，各种各样流行休闲的包出现，业务员也不再局限于拎着公文包，电脑包也成为他们的优先选择。甚至发展到政府机关外出办公的，出门在外，没个手提包还真不方便。

  至于《扫黑风暴》中的黑色公文包，那时因为公务员需要展示严肃庄重的形象，所以，公文包一般都是黑色的，加上公文包需要装材料卷宗，所以公文包一般比较大。

  2009年5月，广州市政府发布过一个《广州市公务员礼仪手册》，里面提到：“在重要公务场合，男士应着正装。越是隆重的场合，服装颜色越深。男士公文包也要以深色为宜。但是，绝对不能将公文包塞得鼓鼓囊囊。”

  从红军时期生产的粗布公文包到抗战时缴获的皮质公文包，再到新中国以来自愿选择公文包的款式与材质，一个随身物品的变迁反映的是中国国力的变化。

  不过，作为公务员个人，在选择公文包时有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尽量不求标新立异，应符合中国公务场合（主要指机关事业单位）的简洁、成熟、稳重、端庄、利落的普遍审美。因为一个小小公文包，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代表着公务形象。